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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到我的形象
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同您一起
检阅着祖国年轻壮丽的姿容
假如我能代表人民
（我是说假如，实际上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学生也是一个憨厚得像一头牛的老农民的孙子）
假如我能代表人民
我要喊你亲爱的孩子
（原谅我我已经不再习惯把所有站在高处的人都称为父亲）
也的的确确
没有一点逼人的威风
你站在那儿
像个亲爱的孩子
彩色的人群在大街上壮阔地流过
你激动吗
你微笑着看着彩色的人群
亲切得几乎有几分天真
天真的孩子
就那样有力地伸出手臂
改革
像轻轻摘来一朵雏菊
缀插在祖国有些苍老的浓密头发上
顿时青春的血液
又在她的身体里涌流
今天她年轻地娇娆地走过你的面前
你像个孩子看着母亲那样
露出骄傲甚至娇憨的笑容
真想这么对你说
但是我一个人
不能代表人民
而且您是个老人
我年轻得几乎可以做您的孙子
走在人群里我只能恭恭敬敬地
举起我的敬意
小平您好
您好——小平——
小平
中国的老百姓都这么喊你
就像呼唤着自己孩子亲切的乳名
注：此诗发表于1985年《诗刊》
年一觉神州梦，大地吹来温煦的风。
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小平，您好！”的横幅出现于人们视野的几年之后，有一首《小平，您好！》的诗，出现在八十年代的《诗刊》上。它以新颖的视角，陌生化的言辞，带给人非同一般的感受，堪称新的时代背景下领袖题材诗歌的新收获。
在诗人的遣词造句中，动词被认为是最富于表现力的。相形之下，形容词被认为是苍白无力的词性。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在《词义的变化》一文中，曾谈到诗歌运用形容词所造成的弊端。他说：“在将修饰语（多由形容词充任）用俗了的文风中，这些定语在它们的使用意义中，即成为传统用法，已不起什么积极作用。”就是说，形容词的堆砌、滥用已无新意可言，已成为惯常化。托马舍夫斯基举例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诗歌中出现“姑娘”一词时，往往用“年轻的”“温柔的”，或者“亲爱的”作修饰语。而这样的修饰语几乎对所有的姑娘都适用，所以根本达不到陌生化目的。
但是，如果把“亲爱的”这样的修饰语用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而且称邓小平为“亲爱的孩子”，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我这里不是说笑话，简宁的《小平，您好！》就正是这样做的。
这首诗是诗人看到邓小平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后，根据自己的联想和思考写下的。它在1985年第五期《诗刊》首发，后被许多诗歌选本收入。
上面说过，形容词对写诗不利，一般不要用。但这不是绝对的。像《小平，您好！》这首诗就用了不少形容词。如“苍老”“年轻”“娇娆”，都用来形容祖国，诗中以“亲爱”“天真”“娇憨”等词描绘邓小平，而且“亲爱的孩子”“天真的孩子”之类的称谓在诗中反复出现，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是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邓小平是“亲爱的孩子”；对祖国母亲而言，邓小平是“天真娇憨的孩子”。“小平”，这是全中国百姓对这位风云人物的称呼，这样喊他，“就像呼唤着自己孩子亲切的乳名”。这首诗，既是对邓小平这一政治人物的客观写照，又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思。不仅提炼了生活事实，而且探触了所写人物的内心，也袒露了作者自己的心灵。这首诗的成功，你可以看作是由角度新、构思巧所带来的，但是，它和形容词的陌生化使用及其连带的对人物的新鲜称谓也确实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几个最平常不过的形容词，在特殊语境下又放出了它的巨大能量。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形容词虽然常常造成惯常化，但奇迹也在富于创新精神的诗人手中出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下，文学、诗歌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一首诗，往往可以成就一位诗人。像《致橡树》成就了舒婷，这首诗便显示了简宁的敏锐和才气，把这位部队青年诗人一下子带进了诗歌界和广大读者的视野。这首诗，不仅是简宁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作品，不仅是当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文本，而且成为折射历史转折时期社会风貌和映现政治家风采的一个诗歌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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