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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家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和贸易区域”[1]3。天津被划为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这九国租界，且存在时间“少则17年，多则达80余年”[2]2。对于近代天津所遭受的凌辱、欺压，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每一个天津人都会刻骨铭心、永世难忘。因此对天津租界的文学书写成为有民族意识、责任意识作家的自觉追求。在现代文学重要作品中，以土生土长在天津租界区的曹禺的《日出》、《雷雨》、《北京人》等作品为代表，用“小舞台剧”囊括大社会的文学特质对天津租界的形形色色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书写。“忘记历史就等于忘记耻辱”，近百年之后，有自觉的当代著名作家也担当起记住历史、再现历史风貌的任务，聪聪的《远离租界的胡同》从崭新的角度，通过祁家五口人的悲欢，再现了1947年至1949年解放前夕天津半殖民地的多层次的生活。以史诗的气魄、宏伟的叙事能力来展现天津租界全貌的当代作品当以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为典型范本。周凡恺虽是东北人，但在天津当了十几年记者。“凡恺因工作关系（整日跑新闻），因个人生活方式关系（没事儿爱瞎逛），摸熟了天津城厢与租界许多地方，目验心想，日积月累，有意无意间就为他这部小说的创作，准备了感性材料”[3]3。而作为研究天津历史的专家王上又以他熟稔的历史知识给予周凡恺详赡的文献资料。“四凤楼”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终于形成。“离眼睛太近或太远的东西，我们都看不真切。对文学的科学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一头可以放大，一头可以缩小，必须把焦距调整适当，使它能纠正肉眼的错觉。”[4]1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把焦点聚集在华洋杂处的租界区内，弥补了租界时代的人们看租界的偏颇，客观冷静地瞄准租界区天津的点点滴滴，并进行清晰地拍摄。“小说再现了二三十年代租界洋场的诸般历史面影，一部租界社会形态的传奇。”小说从租界图景的绘制、租界人物的精神畸变与救赎、酒神精神与狂欢叙事来展现天津租界文化的林林总总。
一、租界图景的描摹再现
天津租界作为重要的国际港口和商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异国风情，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周凡恺与王上正是抓住了天津租界区的这些特色，在小说中进行大量的书写。作者以广泛的阅历和涉猎，使得天津租界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以当代人的自觉意识，用历史眼光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展现出异常开阔的租界图景。一部能够真实地再现特定历史场景的作品，是离不开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恩格斯说过“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四凤楼》这部描写租界历史场景的典型作品毫不失“现实”的品格，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对租界区中不同职业人物的广泛描写及性情表征上，二是作家对租界人物活动场所的有力建构上。
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不同于曹禺的《日出》只从“小舞台”展示了天津租界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同于聪聪《远离租界的胡同》从“胡同”这个侧面来叙说天津租界，而是力求用史诗般的宏大气魄来展示天津租界的全貌，因此其中的人物最为驳杂，也最为丰富，堪称代表。有以日本人松野为代表的各国的领事，万国才（连喜喜）为代表的洋行账房大写兼及华董代表，以何碧桃为代表的各种姨太太，以美国人法克斯为代表的律师，以袁三谋为代表的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华籍处长，以俄国人谢基丽娜为代表的歌妓舞女，以米均达、皮特为代表的华、洋账房经理，冯乃器为代表的会记股长，庄赞臣为代表的大管家，除此之外，文本中还大量穿插地痞流氓、封建遗老、下野皇帝、失宠政客、归隐文人、有着远大理想的知识青年等种种角色，可以说应有尽有，人物不仅是一个“个性’’而且也具有“类”的特征。各国人物交相混杂、丑态恶性尽情彰显，成为租界区中各种人物的典型。这些人物共同呈现出近代天津租界化的生态图景。
生活在租界区的人，很容易受到上租界“浊气”的影响，普遍有着“放纵本我、孤独漂泊、疯狂冒险、中西杂糅的个体体验”[1]138。《四凤楼》中的连喜喜本来是个码头工人，码头的劳苦生活留给他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过度的穷困使他没有了念想，每天浑浑噩噩地活着。已经四十六岁的他却从来不知女人。这是人生活在租界区的悲哀，可同时也就是由于生活在租界区，他又得到了他从不敢想象的一切。他一夜之间从一个“扛大包”变成四凤楼的主人，从一个穷光蛋变成腰缠万贯的宝丰洋行买办，从一个从未尝过女人味的光棍汉变成身边美女如云的风流人物。他由工人摇身一变而成为洋行买办后，便全然不顾冒名顶替的危险，大肆敛财，发泄性欲，与租界巨头、警察洋奴沆瀣一气。
周凡恺、王上把典型人物置于典型环境下，所以人物的活动场所处处带有租界文化的特征。《四凤楼》中“四凤楼”的建筑风格是“洋化的”。“草坪的四角，矗立着四座建筑格完全相同的英式三层洋楼”[6]27。连喜喜就是在这个楼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取代房主李霁云，占有他的姨太太、儿媳妇及丫鬟，这个楼成为他踏进畸形繁华租界各个场所的根基。小说也就从这里开始，人物不断变更活动场所，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打上了租界区深深的文化烙印。“宝丰银行”是连喜喜及各色人物活动的中心地，它的附近有“戈登堂”，这是英国人为奖励戈登堂的“战绩”所建立的奢华大厦。象征着“家”和“办公室”的地方本身就是租界的产物，自然处处都弥漫着租界文化的气息。租界人物消费娱乐场所在书中也得到大量的展示，比如像“Blue Fan”这样既不是一般的夜总会也不是单纯妓院的娱乐场所，成为租界人物逍遥快活的重要基地。连喜喜就是屡次到这里才结识白俄舞女谢基莉娜。还有像具有西欧风格的三层宾馆“利顺德饭店”也常有租界人物出入。“这家大饭店建成后，很快就成了天津外交活动的中心及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先后在饭店里设立领事馆，清政府与诸列强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也多是在利顺德签订的。同时，因为饭店设施豪华，许多军政要人、名商巨贾也常出入其中”[6]321。还有一如“利顺德饭店”的法租界里最繁华的“裕中饭店”，日本人松野送给连喜喜的“极其考究的欧洲古典式大洋楼”等都或深或浅地印下了租界人物的印迹，使人物能深深浸染于其中，周身浸染了租界的文化风气，成为租界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部艺术作品的真正的艺术整体，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决定被描绘的世界的基本社会因素的那幅图画的完整性。”[7]333周凡恺在租界社会这个多棱镜上让各色人物交替出现在租界的各个场景中，试图给我们租界文化的整体感，同时又能让我们深深体察到租界长河的细微浪花，可谓匠心独运。
二、租界人物的精神畸变与其救赎之路
随着租界在中国的相继开辟，西方文化中的人文观念、思想意识与生活方式在中国已形成席卷之势，成为最有力的“文化冲击”。中国人虽有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积极心态，但是真正体现着“西方文化特质的民主观念、冒险精神、克己意识、事业进取心以及现代科学的管理技术却几乎无法在此健康地生根成长”[8]39。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毒素”却在租界区尽情滋长。比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小资情调、颓废色彩彰显，而吃苦精神、本位意识隐没，伦理意识、道德观念滑坡。针对这一情形，有历史感和责任意识的周凡恺，就不遗余力地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对人物的精神畸形进行淋漓尽致地书写。莱辛说：“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9]331周凡恺倾注在人身上的爱与憎，以及对生活的独到见解，正是在着力表现人物性格的过程中显现出来，而这种性格集中在主人公连喜喜身上体现出来。
《四凤楼》中主要描述了主人公连喜喜从东北乡下来到天津租界，被丑恶、肮脏、堕落、空虚的社会彻底同化，看似鱼跃龙门，实则完全丧失自我，成为一个糜烂不堪的奸恶之徒。他的生活观念、思想意识、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无法保持他“为了还瑞记及赵庸的那儿个小钱，自己起早贪黑，几乎把汗水全都洒在了码头上”[6]123朴实憨厚的劳动者形象。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连喜喜是一具构造畸态内涵复杂的人性标本，他假冒巨商万国才，堂而皇之进入了上层社会和金钱王国，与一帮商界小丑发生种种利害纠葛，酒色财气样样丰收。在这样一个任他纵欲环境的包围下，邪恶的本能喷涌而出。这股邪恶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他对金钱的贪婪与对各色女人的无不占有上。他借着在天津宝丰银行查账的幌子，聚敛了大量金财，他与别人的利害关系只是建筑在金钱上，只要别人“肯出血”就可以包庇罪行，保留职位。除了贪婪于别人送来的一张张至少几十万的支票外，还费尽周折挖掘别人的家产。他收拢李霁云秘书唐红云，吓唬会计股长冯乃器，最终把人人都不知道的李霁云的黄金白银、古董名画收拾个精光。除了钱欲之外，连喜喜身上的色欲更是表现突出。作为一个码头工人的他只想安分地过活，梦想娶一个兰子这样的女人为妻。但摇身一变后，他变得与西门庆毫无二致，整天在各色各样的女人中周旋。他用尽各种卑劣伎俩获得女人，真爱在淫欲的膨胀中已经荡然无存。他彻底沦为一只两条腿的禽兽。
“当租界生活撕碎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人伦情意模式，存在堕入遗忘、灵魂失去根基时，需要归返自己的精神家园”[1]89。连喜喜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我精神救赎。他拿出大量钱财，慷慨支助战争中逃难的难民，给他们搭窝棚，供他们粥喝。虽然难民众多，他力不从心，但是他积极发动身边人投入到捐助中。冬天到了，他命令人修筑堵墙以使难民取暖，新年到了，他让难民们都吃上饺子、肉、鱼，还亲自到难民营慰问。他这样做绝不像一般人的哗众取宠，他拒绝记者采访、登报，显示了他的赤子之心与寻求救赎的坚决愿望。除了贪金钱并用金钱拯救自己之外，连喜喜还用纯洁善良的女人抵偿他的风流债，借此使自己卑鄙龌龊的肮脏灵魂得以荡涤。于是他不断寻求生命中最值得自己爱的人，安分地与她结婚生子。他找到了多年不见的兰子。兰质蕙心有着东方古典女性美的兰子，他如父亲爱女儿般地爱着兰子，挖空心思地让兰子快乐，找兰子能接受的表达方式来去爱她。最终兰子死于车祸，连喜喜的精神寄托土崩瓦解。他也再不愿呆在那个让他灵魂长锈的地方了，离开天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东北。周凡恺立足于租界生活所给人带来物质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折磨这一现实，来挖掘人物的精神困境并找到摆脱精神困境的道路，显示了他对租界人物命运的一种独特思索。因不是租界之人他就能够站得更高更远，能够在租界的长河的岸边对租界人物的路途归宿作一审慎的把握，决然没有身处租界时代的鲁迅那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10]284之感，这是远离租界时代的当代作家建构租界文学的一种想象方式。
三、酒神精神与狂欢叙事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酒神及其祭仪作了独特的诠释，形成了“酒神精神’’这一概念。在酒神祭仪中，酒神激情开始苏醒，人们载歌载舞，沉醉于集体的狂欢之中。“据说我们的妇女都出了家门，去参加巴克科斯的虚伪仪式；在山林中到处游荡，狂歌乱舞，膜拜新神俄尼索斯。”[11]362在酒神非理性的感召下，人们打破一切禁忌，成群结队欢歌狂舞，放纵性欲、狂醉滥饮，疯狂的舞蹈和歇斯底里成为了激起狂热情感的一种方法。人们陷入非理性的迷狂状态，在神秘的迷醉状态中沉醉生命，忘却自我，体验生命的狂喜。因此，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就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12]320。是一种非理性的癫狂状态，是“解除了理性的反抗”[12]140，复归生命的自然原始本质的体验。在此，理性因素隐退，感情、欲望、本能冲动彻底释放，得以自由发挥，本能的生命力焕发出勃勃生机。所以，尼采“坚决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13]51。在酒神精神的非理性状态中，人类得以恢复原始的野性和激情；得以与世界、自然协调；得以奔向自由，逃脱桎梏人性的魔咒；得以洞穿被人遗忘而又昭然若揭的“真理”：欲望的疯癫，疯狂的寻欢作乐，无理智的激情。
由于租界文化给人提供了“狂欢滥饮、疯狂舞蹈”的土壤，人们有机会去沉醉于生命中，过着销魂荡魄的愉快生活，所以许多租界文本都表现出对酒神精神的极大热忱。《四凤楼》中的连喜喜就是“酒神精神”的最好演绎者，从变成“万国才”进入李公馆开始，连喜喜就放纵性欲、狂醉滥饮。所有有姿色的女人都成了这个中年麻脸男人的囊中之物。他几乎每天都在高级饭店狂饮，喝得醉生梦死，还经常出入“Blue Fan"这样的高级娱乐场所，与舞女们一起释放生命中最原始的热和力，在逍遥中不断体验到放逐自我主体的沉醉。一切价值观念都在陶醉中失却，就算企图找兰子来拯救他，并小心翼翼地爱着兰子，可还是在与兰子信誓旦旦之后，与江倩云挥霍情欲。一种“欲望的疯癫，疯狂的寻欢作乐”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使他“自由’’地发挥着人性的所有本能。
狂欢叙事，按照巴赫金的界定，主要是指用诙谐、幽默、调侃的文体话语来把握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在言语方式上则是逻辑颠倒，不拘形迹。用中国自己的诗学语言来说，就是戏谑的方式，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巴赫金说：“狂欢节不需要虔诚和严肃的调子，也不需要命令和允许，它只需要发出一个开始玩乐和戏耍的简单信号。”[14]217在五方杂处、东西交融、各色人物混杂的租界，人们坚守的价值在多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下不断受挫，不得不以一种轻松、利己的方式生活。在《四凤楼》中整个事件从始至终就充满了荒唐、离奇，作家不动声色地写出发现了连喜喜是个“冒牌货”但仍卑躬屈膝的米均达种种可笑的行为。种种丑类成为这个舞台的主角，场场胡闹撕碎了灵魂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一个高楼构成的森林中一群畜生的互相争斗与作践。小说对天津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华、洋账房经理的弱智表现进行了不遗余力地讽刺与嘲弄。并用幽默诙谐、谑浪不羁的语言写出租界文化的各种丑态，使小说充满了相当可观的噱头。另外，作家还有意使用欧化的语言如“Blue Fan”等来增强小说人物的叙述语境，语言恣肆任意的流淌，也增强了小说的审美含量。
结语
《四凤楼》这部作品既追求尽可能地再现出天津租界历史的真实状貌；也力求穿越史实再现，深入人物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挖掘人性的真实和深度；同时还直逼历史时期天津租界人物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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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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