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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正日臻成熟，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复杂性却并未随之而彰显。当下一种普遍的认知是：这两个代际的作家都愿意并擅长书写个人经验，拒绝政治负重、宏大叙事和对历史的探询。这其实是一种美学经验的窄化和矮化，也模糊遮蔽了我们的认知。现在，应当对他们进行一次彻底的、有着“同情之理解”的厘清。
在《大家》2013年第5期“70后、80后新锐专号”上（以下简称“专号”），一篇为新锐作家正名的文章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便是张莉的《70后、80后新锐作家创作综论》。她并未被此前的众声喧哗所困扰，而是更具历史感地提出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两代作家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什么样的新鲜经验及文学史价值。在对70后的综论中，她指出阿乙、曹寇、葛亮、张惠雯、李娟、路内、阿丁、黄咏梅等“横空出世，浪荡江湖”的作家和此前成名的魏微、金仁顺、鲁敏、盛可以、李修文、徐则臣、冯唐、张楚、李浩、王十月、东紫等人构成了“文坛新势力”，创作共性颇为醒目。她从“社会意外事件”和“城镇中国”的建构角度入手，指出70后作家以独特路径关注当下最热点的社会问题或事件，持续不断地记录普通人的精神创伤，热切书写其背后的隐秘原因，这说明他们已经确认了自己的写作使命。对于70后作家“历史意识淡薄”这一观点，张莉以深切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论点予以了反驳。她认为由于“历史意识”不仅指过去，也包括对当下记忆的“记取”，因此在70后作家对近二十年来社会变迁的书写中，在他们对苦闷荒诞城镇生活的叙述中，潜藏着对我们时代精神疑难的追问。扎实的创作成绩足以说明他们正在成长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张莉对于70后的论述有着多元的精神面向和思考深度的话，那么，她关于80后的综论则呈现出具象、生动、感性的特点，传达出阅读经验的饱满热情。她拨去了笼罩在80后身上的浮华喧嚣，遴选出那些沉默而持续、具有真正文学品质的作家作品。比如笛安、蒋峰、甫跃辉、颜歌、郑小琼、纳兰妙殊、霍艳、叶扬、蔡东、苏瓷瓷、流潋紫、鲍鲸鲸等人。她指出，他们的主题虽然并不新鲜地着眼于爱情、孤独、死亡、父亲等，但他们所书写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深广：由现实生发而来，却不黏滞于伤感的少年愁，也远离琐屑、未加沉淀的现实描摹，更具有超越性和文学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对于文体的多种尝试使文学边界不断拓展，从而使文学获得了更为复杂深广的形式感和存在感。在张莉看来，80后并不是历史中孤立的存在。她以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理论进入对这一代人的理解，看到了传统的光泽并未消散。在此基础上，她毫不犹豫地宣称在80后的文本中有着被时代忽略的“珍宝”。这篇文章的贡献在于，它不虚美，不隐恶，以大量的文本阅读和阐释经验将70后、80后的创作纳入中国20世纪文学谱系之中，以恰切的理论视角和深刻的问题意识弥合了这两代作家在历史中的孤悬感和叙事缝隙，使他们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精神气质得以彰显。这是对新锐作家的一次重大的“正名”，它“纠偏”了之前的歧见，也将对之后的新锐作家研究产生难以回避的重要影响。
“专号”对70后、80后新锐作家进行了一次颇有特色的筹划和巡展，整本期刊分为彩页和黑白页，具有相当的容量与冲击力。彩页刊载的是张莉的《70后、80后新锐作家创作综论》，随着行文的渐进，每一彩页都配有当下最重要的新锐作家及其小说集封面的照片。这是两代作家首次集中的整合、图文并茂的呈现，让我们对70后、80后的认知立体、生动而饱满起来。这种形象和作品的展现也是一种“正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正名”。当那些年轻蓬勃的面孔和他们有着个人特色的小说集照片集束式出现时，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庄严感随之而来。它赋予我们这样的感觉和信心：这两代作家犹如“中间物”，他们承接着前辈的光芒和风格，将之融入自己的气质血脉，并且在文学的“进化链”上化合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黑白页刊载的是郑小琼、甫跃辉、李娟、徐则臣、东君、严澄、哲贵、石一枫、崔曼莉等人的作品。徐则臣《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们这一代>之一》通过70后女性对金庸小说中男性人物的评价表达了这一代人的爱情观，颇有巴尔扎克式“为时代立传”的雄心。当这种表达由己及人、由人及物地推演出广阔的社会空间时，我们也许更容易理解70后作家的“社会意识”：他们不仅关注社会问题，更关注“意外”之后的“常态”以及“人”的恐惧悲哀，由此逼近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疑难。郑小琼的《黄斛村纪实》是关于女性、村庄和时代之困的表达，延续了她一以贯之的忧伤与疼痛、明亮与坚定。如张莉所说：“郑小琼和她的诗歌表达了一个时代书写者应该有的警惕和拒绝。”这是80后作家的姿态和特点，他们“从当下一种生活描摹的写实写作中挣脱开来”，艺术水准和想象力都令人刮目相看。张莉推介的甫跃辉便具有这样的实力，他的《饲鼠》以构思的巧妙和主题的深刻取胜。小说通过人和鼠之间的“饲养/被饲养”的关系表达了控制、权力的主题。看上去是男主人公控制了鼠，其实是他被自己的饲养对象“控制”了。这种复杂关系的探讨具备了一定的哲学高度和诗性意义。
“专号”的封面是莫言，封底有他题赠的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一次民间的整合，它使70后、80后作家作为代际整体具有了文学史的存在价值。这一为新锐作家“正名”的行为具有“祛魅”功能，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两代作家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今天的莫言”可能就是“70后、80后新锐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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