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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的《西沙儿女》（《正气篇》和《奇志篇》）写于1974年，它以中越海战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以程亮、阿宝、海龙、亚娟等为代表的西沙儿女如何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故事。《西》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遭遇了截然不同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的政治判断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文本本身的解读。虽然《西》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意识形态叙事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政治正确”之外激活了一代人的审美感知，以及文学修辞的“复苏”。
这部作品在浩然的创作体系里显然是一个“异数”：作者之前一直致力于建构在时代和政治变革中急剧变迁的乡土伦理，而《西》却将背景从陆地移到了他极为陌生的海洋；作者擅长于在精读熟读农村政策和相关文件之后，将之以形象化和传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使其中有斗争场面，那也多发生在国内不同阶级之间，而且最后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合法胜利而告终，而《西》却是以因他国侵略我国海洋而引起的反击战为主题的。对渔家生活的描摹也远远不如他描写中原乡土生活来得熟稔自如。那么，对于浩然来说，一个显见的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敉平陌生的题材、人物和背景与自我经验的悖离，并最大程度地确保意识形态符码的结实可靠？
通观文本，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是以日常生活为载体而得以呈现的。阿格妮丝·赫勒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的再生产要素的集合”[①]，它指的是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如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美学”主张的是美学要回归感性学，服务人的世俗幸福[②]。在《西》中，我们可以看到叙事的主要层面是以程家为代表的渔民的日常生活，渔民们靠出海打渔为生，生活虽然艰辛，但天伦之乐融融，如程亮与程娘子之间的恩爱、阿宝给程家和渔民们带来的快乐，阿宝与海龙在革命事业中缔造的爱情、何家和郑家对儿女寄予的期待等等。这里也不乏具有生活和时代气息的日常场景的再现：人们齐心协力建网场和船场，组建民兵和捕捞小队，享受着热火朝天的劳动的快乐以及丰收的喜悦。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小渔村也建起了大工厂，人们从饱受渔霸、日本侵略军和南越西贡当局欺侮的小渔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体会着当家作主的自豪与骄傲，体验着工业化带来的新变化。依傍着神秘无垠的海洋，海边生活呈现出蓊郁热情、鲜活明丽的斑斓色彩和迷人魅力。浩然正是通过对海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对渔民精神世界的逐层开掘，激荡起了一代阅读者的审美激情和想象空间。
当然，浩然并非止于对日常生活的刻画。当“阶级斗争”成为“文革”时期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甚至是唯一的表现主题时，浩然也概莫能外，他说：“我们的笔要跟上时代的脚步，首先要使我们的思想跟上时代的脚步；跟上时代的脚步，不能随大流，糊糊涂涂地跟，必须心明眼亮地跟上新的革命形势下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发展的脚步；唯有这样的‘跟上’，才是真正的前进，否则，必定落伍掉队！”[③]在这种“跟上”说里，不难看到浩然唯恐落后和表达不力的精神焦虑。以“正确”的阶级立场描写“战无不胜”的阶级斗争，这是时代和政治的命令，但如何“写”，却是作家的选择。在《西》中，可以看到，浩然通过“对立性”与“延续性”的叙事结构，呈现了革命的合法化与意识形态符码的生成过程。《西》中的人物可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浩然并没有简单地对两个不同阵营进行政治评判和道德限定，而是在日常生活伦理和“阶级情感”之间进行了巧妙的转换。他把渔民所遭遇的个人家庭灾难与国族仇恨联系起来，从而将日常生活叙事嵌入了宏大“革命”的链条之中，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应证了“革命”的合法化。《正气篇》中，程娘子在生下阿宝后不久就被鲨鱼牙看中，要她去给一个日本军官的小孩当奶娘，程娘子跳海自杀，从而奠定了程亮义无反顾参加革命的基础。在“火种”队长、阿明和韦老爹等革命前辈的指引下，他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力量，他带领渔家人民杀渔霸、运弹药、打日寇，并学会了运用革命智慧不费一枪一弹消灭来犯的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家仇”被转变为了“国恨”，杀掉鲨鱼牙不仅是为了替亲人报仇，也是抗击外敌、保家卫国的重要使命。通过这种叙事动力与叙事策略的转换，日常生活的苦难再现被披上了一层庄严神圣的“革命”外衣。
革命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程亮父女身上。《正气篇》的主人公是程亮，《奇志篇》的主人公是阿宝，程亮的革命故事主潮接受尾声，但他的“革命”道德却在阿宝身上得以了延续，借用其中的话来说：“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大的幸福是其“信念、理想、精神和意志在后代身上得以继承、发扬”。所以虽然表面上浩然赋予了程亮和阿宝以父女关系，但同时又以“革命伦理”悄然代替了家庭伦理，使得这一革命道德谱系得以了完整的呈现。阿宝是一个健康、美丽、独立自主的渔家少女，和父亲不同的是，她天生就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理想、具有革命天赋的“革命的女儿”。因此在她身上，不存在革命叙事的转换修辞，她是一个纯然的、天生的革命主体。阿宝主动放弃了求学的机会，从城市回到海岛，誓志挥洒青春热血建设海岛。与父亲枪林弹雨中的“革命”不同，她是以新时代青年的风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她带领青年们练枪、运送物资、修筑小码头、与窝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敌人斗智斗勇，随着中越政治形势的变化，她和身为“劲松号”舰长的丈夫海龙一起投身于西沙保卫战。通过程亮和阿宝两代人不同的革命故事，浩然勾勒出今/昔不同的革命背景与革命场景，从而激发起读者对“革命”和“阶级”叙事强烈的认同感。
浩然熟知中国乡土道德与人伦关系，他擅长通过曲折的故事建构人物的行为和命运。在《西》中，他赋予了日常生活小插曲以强烈的寓意，在日常可见的物象中注以饱满结实的象征意义，使琐屑具象的故事细节得到了政治化的抽象和凝结，从而巧妙地将日常生活细节与意识形态符码进行了连接。如那条从《正气篇》一直延续到《奇志篇》的蓝花头巾，被浩然精心设计并赋予了意味深长的含义。这条头巾是程亮送给妻子的礼物，买回家时，妻子已经被鲨鱼牙抢走了。于是，在这条蓝花头巾上寄寓的就不仅仅是程亮对妻子的思念，更有对敌人的刻骨仇恨。阿宝长大以后，这条蓝花头巾则成为她动员青年们参加海岛建设工作的感情道具，她拿着这条头巾向亚娟的母亲何婶痛诉家史，以期唤起何婶当年的痛苦记忆并觉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再如，在阿宝和海龙结婚时，程亮送给他们的礼物是“庐山劲松”照，上面有毛泽东的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庐山、劲松、毛泽东诗词，这些意象相结合，勿庸置疑具有了超越平凡生活的含义，以至于阿宝每当看到这幅照片时浑身就充满了力量。还有在文本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多条“毛语录”、毛文章选段，都成为主人公遇到困难、或敌我对峙等关键时刻扭转叙事趋向的枢纽。
从体裁来看，《西》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这种文体的跨界运用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大胆创新，虽然浩然自陈这是“由于对生活不熟悉”，“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④]，但不可否认，散文诗的体式“构造了一种完全的活生生和可感觉到的生活幻象”[⑤]，它改变了小说的风格和节奏。又尤其浩然喜用排比，擅长将人物的行为步步推进，使情节显得明快简洁，具有了质地鲜明的画面感和镜头感。如描写韦老爹牺牲后，程亮准备挖开甘泉井与日本侵略者继续战斗：
程亮一跃而起。
程亮从棚顶抽下柴刀。
程亮走出草棚。
程亮绕过野海棠鼓胀交错的根盘。
程亮穿过西沙藤细密编织的棚架。
程亮越过托着露水、散着花香的草坪。
程亮来到那眼被他掩埋了的甘泉井边。
天空，薄云停滞不动。
海洋，涛声喧哗不停。
人物动作逐步推进，伴随着海洋风光的生动描写，使得舒缓宁静的抒情氛围和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互融交织，进一步应证着保卫“可爱的西沙群岛”的合法化。
在《西》中，几乎在每一个故事片断的开头和结尾都伴随着优美的南国海洋风光描写，木棉、香蕉、椰子树、橡胶园、一弯渔火、一岸清水、色彩艳丽形状奇异的贝壳海螺、如翡翠雕刻嫩绿清新的羊角树、习惯酷热喜欢海水的马尾松、细密如钢丝的西沙藤……众多具有浓郁南国特色的风物在浩然笔下次第展开，再次证明了他对地方风物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描写功底。而当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这美丽的静态风景又被转化为了咆哮的大海、怒吼的波涛、翻滚的乌云等动态景致，强化了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冲突色彩。与同时期表达得过于粗陋直白的《牛田洋》《虹南作战史》等相比，《西》中浓烈浪漫的南国气息可以说为文化贫血的时代建构起了颇具审美意蕴的想象空间。
注释：
[①][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页。
[②]杨春时等：《“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光明日报》2009年7月19日。
[③]浩然：《学习典型化札记》，《天津文艺》1975年第3期。
[④]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⑤][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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