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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之前，我们对“70后”作家张惠雯还知之甚少。随着《水晶男孩》《垂老别》《爱》等小说的发表，她作品里丰富的叙事指向和动人的力量开始呈现出来。她写少年时代的暗恋，都市男女的爱欲，现世生活的苦楚，也不乏对精神、爱情的寓言式表达，可以看出她有转化他者经验和整合生活片断的才能。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书写中，她以天真明媚之心带着我们重返充满纯真与诗意的年代，赋予其不被消磨的洁净和激情，并将之升华为一种持久饱满的精神力量。
纯真的质询
我注意到，在张惠雯的好几篇小说里，她都提到了“纯真”这个词，这一气质在我们的快捷时代几已绝迹。只有当写作主体将自己朝着过去“返向”推回，沉浸于久远而缓慢的回忆中时，才能建构起关于“纯真”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长篇小说《迷途》视为一部“纯真之书”。小说主体是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的暗恋，他一边在遥远的岛国生活，一边视她为灵魂伴侣喁喁倾诉，直到曲折地获知自己也一直被她爱着。比起同代人，张惠雯在读书、思考和内省上拥有更多的可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她那儿“纯真”命题能够成立，也可以解释叙事中某种界限之存在，即她不会让“俗”侵蚀人物的精神生活，从而使故事逾越实利主义和琐屑纠结，走向对形而上的探询。
在张惠雯那里，“纯真”多数时候以感情状态呈现出来，也许因为至爱本身便能超越庸常。在《爱》中，牧区医生艾山在酒席上受到不少人关注，他也捕捉到一个娇小的身影，心里涌动着欢喜和甘甜。这是一个未开始的“爱情故事”，可它却在主人公对于爱的精细感受和幻想中充满了天真纯美之气。《古柳官河》讲述了三对有情人的故事。乡村的人性人情之美颇有“湘西世界”的味道。在古柳、沙河和水边人家的背景下，三段单纯动人的故事衔接起关于“爱情”的古老信念，于是这境界便有了一种暖意和明亮。对纯真爱情的“信”与“望”使张惠雯的小说流动着正大而轻盈的韵味。
在部分作品中，“纯真”不惟是爱情的修辞，还是人物超脱俗世的品性，《群盲》中就有这样一个纯真之人。他不愿意朝九晚五工作，想当作家。为此他不断尝试，拒绝陷入庸俗无聊的圈套。作者以纯真得近乎孤绝的方式质询“群盲”：一定要追随“他人”，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成立吗？能不能听从内心的召唤，成就相对自由的“个我”？这种执着坚定的怀疑精神和不断的质询，对充斥着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当下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冒犯”。它向我们表明，真正怀着生命激情和热爱的人不是活在“肯定”中，而是活在“怀疑”和“否定”之中。
在张惠雯看来，“纯真”可以抵挡时光侵蚀、使人葆有孩童的天真。然而，她也意识到这种气质会不可避免被世俗磨损。在《蚀》中，随着民保的堕落，小莲对他的纯真爱恋一点点被蚕蚀了。面对这样的情感残局，张惠雯的笔触里有伤怀悲戚，但也有坚韧和坚持。《聚会》取材于时下常见的“老同学聚会”的故事。在“异乡人”和“外来者”的视角下，“老同学”搞暧昧、比拼权力、畅谈实利的生活就像一潭正在腐烂发臭的污水。他们曾经见证过彼此的青涩，但“成年”无情地践踏了“纯真”。男主人公虽不齿于老同学的无耻，却也未能免除人性里的俗滥。正是最后这由人及己的自我拷问，使小说显出了精神深度和批判力度。
这样一些充满“残缺”和“磨蚀”的故事是现实生活的常态，它们携带着当下的精神荒凉与颓败，以一种生动的、带有一代人生存印记和命运变化的经验“素描”了一个时代的肖像。张惠雯写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证明“纯真”会遭到损毁，而是向着人性的黑暗和深渊发出询问。她并不寻找答案，却在磨损和罪恶里铺展出人性中模糊而犹疑的地带，从粗鄙和堕落中看出人的“洁白”，这真是灰黯里闪烁的诗意和智慧。
向着现实敞开
在张惠雯看来，描写现实时“经验”固然重要，但“小说作者最好还具备洞察力、感同身受的能力和想象力”。在面向现实的写作中，张惠雯有一种“敞开”的姿态。也许正是因为经历单纯，她反而能够扩展写作的边界。越是进入遥远而边缘的界域，她越能够毫无遮拦地展开虚构和叙述，越能够像“身处其中”那样把故事叙述得绵密细致、淋漓逼真。
在张惠雯的作品中，以对话为主的《垂老别》颇见功力。小说以三个夜行人展开故事，王老汉、他的弟弟和村长为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去找他的小儿子，却遭到冷淡推脱。一个坚守传统伦理却最终被亲人盘剥得一无所有、内心充满尊严、畏惧和难堪的乡村老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撇去了笼罩在亲情和血缘之上的礼仪道德，以精微贴切得近乎冷酷的叙述还原了人的本性。《路》通过孤苦无依的老妇人去看望教友小宋、将教友们凑的钱送到老郭家两段故事，细腻地铺陈出老人们在破败无望的现实生活中追求精神彼岸的心境，并把不同家庭的生存景象连接起来，呈现了“人之老境”的凄凉图景。但故事并未被消极情绪所淹没，在小说结尾，老妇人在雪地里缓慢从容地行走，心中没有阴影。一种由生存本相生发而成的坚韧结实成为文本的底色，对“尘世之苦”的出离使小说弥漫着淡淡的诗意。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张惠雯“写实”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最具当下情境和时代变化特征的情感故事。《完美的生活》讲述了在新加坡生活的六对中国男女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在复杂的男女关系和变幻莫测的组合背后，是他们共同的爱之匮乏与焦虑。而在那些不道德、甚至有违人伦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张惠雯尽可能贴近人物而织就的“感情图景”。《蓝色时代》写一个男孩对妈妈的同学产生的朦胧情意；《暴风雨》叙述了一对男女被困于车内的一段“婚外情”。“暴风雨”过后，一切归于宁静；《小角色》以日记体形式展现了一个在爱情中极其尴尬和苦痛的女性内心世界。作家以对激情与理智的深切观察、对人性和情感变迁的敏锐捕捉，讲述了一个个困惑于生存与人伦、或者在道德边界游移的爱情故事，层层崭露出人性里最黑暗本真的部分。
在张惠雯笔下有这样一类女性，她们或生机勃勃或安静素淡，但对男人和世界的认知却是天真而茫然的，这将她们与别的在生活中安之若素的女人区别开来。比如《年轻的妻子》中那个饱满害羞却行踪不定的小妻子，比如《书亭》中那个在书亭里度过青春只能对窗外世界抱以幻想的女孩。看起来，她们的生活并无多大意义。但是，描述她们在婚姻和爱中的耽溺、想象与犹疑正是小说的价值之所在。它展现出女性在混乱荒芜的境遇中对“完满”的坚守，即便生活最终被证明为破败不堪，但坚守本身就敞开了面向一切的可能性。
从张惠雯的现实题材来看，故事很“陈旧”。太阳底下本无新事，关键是看作家能否以犀利精准的文字洞烛人心，能否以饱含个性和独特性的观察提供看待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从而呈露出“人”在历史和当下境遇中的种种丰富。她通过对现实细致而生动的处理，对世俗人物不断尝试与冒险的审美判断，生成了既属于写作者个体、也属于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经验和生活经历的共同记忆。
寓言化写作
作为一种古老的写作方式，寓言以寓理的深广性和普泛性成为重要的文体。当我们都认为“70后”缺乏寓言思想与精神含量时，张惠雯却从这里出发，坚持不懈地探索小说中抽象化与哲理化的表达。
在张惠雯那里，寓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探索复杂人性与纯洁自由精神的关系。如《水晶男孩》中那个美丽透明的水晶男孩，他的澄澈让污秽中的世人感到不安和恐惧，同时他也遭到了世俗力量的不断磨损。《徭役场》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受到规训和奴役，不但难以反抗，最终还将这规训内化为内心律令。这两篇小说既可以理解为“人性恶”和“奴性”的寓言，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寓言。张惠雯以诗意的语言和不尽的追问使小说洋溢着水晶般透明纯粹的光芒，使之获得了复杂而丰富的哲理意味。
《极速列车》是一个关于高速发展社会的寓言。在世界上最快的列车上，“无知者”沉浸在科技的刺激之中，瓦特及助理爱因斯坦不停地做试验，以让其更高速地前进。这篇小说涉及科技、速度、教育、虚幻与真实等多个主题，它们共同构成了高速发展的危机预言，以看似荒谬滑稽的设想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下情境中人的生存状况。
《岛》和《岛上的苏珊娜》更像是从神话和人类生活中截取的片断，人物的对话远离烟火气，间以大量的讨论和思索以及充满诗意的描写。《岛》设想在一座岛上，一对男女过着亚当夏娃的“乐园”生活。一艘大船的到来打破了他们长久的宁静，让他们对彼此充满了嫉妒和恐惧。而《岛上的苏珊娜》恰好和《岛》形成“逆向”推演：一个由“信”走向“不信”，一个由“疑”走向“交融”。“我”和苏珊娜展开了关于男人和女人、灵魂和肉体的对话。他们意见相左，却不妨碍彼此讲述古怪而没有意义的梦，直到“在荒凉的岛上，她的眼睛是唯一的灯”。这两篇小说没有鲜活的现实生活，氤氲在作品中的只是一些片断、呓语和文不对题的对话。它们都可以视为对两性关系中“忠贞”问题的寓言性探讨，在折射出以爱情为象征的精神世界可能出现的空洞时，也在盘诘着“爱情何为”“生命何为”等终极命题。
倘若说以上小说都带着浓郁的质疑和思索色彩的话，《安娜和我》则以纯净悠扬的韵味揭示了如下命题：只要坚持，安详宁静的精神可以一生相伴。安娜是一头大象，贫穷的“我”善待她，视她为灵魂的伴侣。这篇小说具有诗一般纯粹的精神质地。它的寓言力量来自于“安娜”，她不仅仅是一头大象，更寓意着每个人生命中如影随形的精神物象。随着个体的成长与见证，它们最终会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部分，构成相互映现的瑰丽镜像。《安娜和我》是对生命充满肯定的象征性诗篇，在哲理化的思索中不乏温情、悲悯与宽容的美学特质。
张惠雯的小说里有着浓郁的“诗意”：洁净、空灵、轻逸、囿于尘世又超拔于此，有直袭心灵的精神物象，也有潜意识世界的丰富和深邃。在被关于人性的忧虑和未来的宿命感所笼罩时，她也在不懈地寻找具有个性、艺术性又不乏公共认知的精神表达，由此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诗性沉思录。张惠雯的小说并不完美，但她还年轻，眼界阔大，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和纯正的写作态度，这决定了她将前程无量。一切留恋着诗意和纯真的人，一切愿意在文学中寻找心灵自由与呼应的人，都可以在她那里感受到精神世界的优美和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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