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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一座历史名城，有着六百年的岁月沧桑。这里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因为很多重要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尤其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天津始终处于前沿并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很多文化思想从这里诞生，很多抵抗运动在这里爆发。以至于胡适在那个时代也曾认为，未来中国最有发展的城市，首先是天津，然后才是上海。我这样说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
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各种各样的认知中，历史的概念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被历史支撑的城市，才有根基，才厚重大气。而历史所积淀的硕果首先是文化。然后在物质不断转化为精神的漫长过程中，城市也就慢慢拥有了她自身的品质。
天津曾在过往的岁月中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区域间的冲突主要来自于恪守传统的老城区，和殖民地异常西化的租界区。这也是天津和上海的不同之处，上海的一些棚户区和洋房比肩而立，但天津的老城区和租界地却泾渭分明。这不仅来自于表面的地域划分，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天津人的性格。于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才会在天津发生，而建于1869年曾两度被焚毁的望海楼教堂，也在海河岸边见证了这段东西文化碰撞的历史。
租界区的一些建筑，很多是百年前外国人自己建造的。这里是他们掘金的地方，梦想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又一个故乡。于是他们带来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精神需求，并由此而影响着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
于是在这座城市中，上个世纪留给今天的遗迹可谓俯拾即是。随处可见教堂的尖顶，欧式的建筑，在意大利风情区、英租界金融区以及法租界、的租界的地盘上，那些哥特式的拜占庭式的巴罗克式的，以及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抑或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风格应有尽有，进而被誉为万国建筑荟萃。于是这些西方文化的象征，便这样伴随着殖民者的侵入出现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物质的掠夺连同文化的渗透，在抵触中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汇是一段抹不掉的历史，而我们所要记录下的，是这种交汇在这座城市里曾怎样水火不容，又水乳交融的。
我是在几近于城市郊外的环境中长大的。那里四野荒凉，透过窗就能看到衰败的法国公墓。在一般人看来墓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这座废弃的墓园，反而成为了我儿时记忆中最灿烂的部分。烂漫的野花中散落着白色石椅、喷水池、破碎的雕塑以及东倒西歪的墓碑。想象着那些背井离乡的殖民者，怎样在这里他们安放他们无尽的哀思。如今这墓地尽管已然不复存在，但那些无形的影像却永远留在了这个城市的记忆中。我所出生的产院，曾是一家教会医院。这里延续了古老欧洲的宗教体系，教堂必然连同着教会的医院和学校。这种宗教群落的布局至今未改，尽管在这些建筑的周围已高楼林立。
这些如今得到很好保护的文化遗迹，至少告诉了我们百多年前，就已经有很多外国移民在此生活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殖民者的进入，才让天津这座城市变得丰富而斑驳。应当说在中国的近代史中，除了上海，尚无任何一座城市像天津这样包容着那么多国度的文化，这应当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财富。
在东西交融的震荡中，大清王朝送往美国读书的第一批幼童，学成后几乎全都回到了天津。于是天津才会产生出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家公立妇产科医院，第一座商品展览馆，第一家实业银行，第一所邮政局，第一套邮票，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等等。他们学贯中西只为着祖国的强大。他们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进而酿就了中国历史中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就文学而言，白话文诞生了，还有非常现代的诗。只有获得新的眼光才可能挣脱封建的束缚，而这个阶段文化融和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
于是我们这座城市拥有多种形态的文化，“殖民文化”、“码头文化”、“宗教文化”、“故居文化”等等，诸如此类，这些文化元素长时期相互交织在社会的沿革中，就成为了我们今天这座城市的一种多元的历史沉淀。
不久前恢复的意式风情区意义非凡，在这个区域内承载了众多历史文化的内容。这里不仅有远东地区保存面积最大的意大利建筑群，还有诸如望海楼教堂这样的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中被多次提及的建筑。自1943年收回租界后，这一区域的街道便被冠名为光复道、自由道、博爱道、民生路、民权路等充满时代气息的街名，却因为熟视无睹反而被我们忽略了。这些街名应该和那个时代中国著名的仁人志士有着密切联系，而近代史中在此居住的，除了李叔同、梁启超、曹禺等文化名人，还有诸如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民国要人。梁启超在北京时局动荡时甚至声言：“永住津，不住京也”。总之在对这一区域进行开发保护时，就仿佛揭开了一层尘封已久的覆盖，让遍布其中的所有文化遗迹都闪光起来。
近年来，天津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城市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改造中，我们尤其注意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其中意式风情区、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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