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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以降，“家族史”写作一直绵延不断，出现了很多“史诗性”作品，构建了以家族命运变迁书写20世纪中国历史的“类型小说”模式，并且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新世纪以来，家族小说有增无减，炙手可热，但是大多沿袭固定套路，陈词滥调甚多，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鲜见。家族小说虽不至于“断后”，但是遭遇瓶颈，难以突破已是事实。郁子、立民合著的《天子门户》总计四卷一百万字，不仅是新世纪以来家族小说的重要收获，更用创作实践回应了当前家族史创作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尤其是在处理城市与家族、文化与家族、主人公与家族的三个关系上，具有发人深省的启示意义。
1、城市与家族的关系
因为“乡土中国”的缘故，家族小说的“故事地点”基本都是具有地域色彩的乡村，这使家族小说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代言人”。家族小说与地域文化历来错综互涉，密不可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丰乳肥臀》、《家园笔记》、《旧址》、《第二十幕》都有很明确的地域特征，白鹿原（《白鹿原》）、笨花村（《笨花》）甚至还成为小说的题目。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加上近代“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曾经给予家族小说强大的叙事动力，也是家族小说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目前却呈现出被过度开采后的疲软趋势。“乡土”资源被耗尽以后，家族小说面临创新和突破的焦虑，正当此时，城市文化研究的兴盛无疑使家族小说找到新的“生长点”。以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对巴黎的描绘为先驱，城市文化研究渐成显学。在汉语学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陈平原的《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分别对上海和北京进行了文化诠释，各有所擅。研究城市变迁本身，是城市文化研究的思路之一，而近代中国“三千年为有之大变局”，为其提供了广阔舞台。正如陈平原谈北京时说：“作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从抵抗、挣扎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 一拍即合，濒临绝境的家族小说与方兴未艾的城市文化研究之间，产生了新的组合模式，故而，《天子门户》应运而生。
家族小说故事依托重大历史事件，是常见手法。《天子门户》放眼中国，更关注天津历史，将故事依托在了天津重大历史事件上。在家族小说的写作历史上，作为背景的城市史第一次如此引人注目。天津号称是“天子门户”，近代以来工商业发展迅速， 活跃过许多著名历史人物，同时也经历过义和拳运动和八国联军洗劫等重大事件，这座城市的盛衰本身就是一出大“戏”。《天子门户》的故事是按照天津近代历史的变迁而拓开的，其中也夹杂与北京、上海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动，俨然描绘了近代中国的画卷，气度恢弘。郁子和立民是有野心和魄力的，他们试图用家族命运演绎城市历史，堪称立意高远，政治正确，但是，没有高超的艺术手腕，不仅难以驾驭如此大场面，还会被嘲笑为志大才疏。
看《天子门户》，我关注的是郁子和立民是怎样将天津历史和津门首富盛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不小心，二者就会出现“骨肉开裂”的现象。写《天子门户》有一种“省力”的办法，就是按照天津近代大事年表，在每个“节骨眼”上，把家族史故事安插进去，然后“齐活”。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家族史就采取了这种“历史大事”和“家族参与”相结合的模式。郁子和立民在写作的时候，想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天子门户》着意家族人物传奇。如果家族史本身亮点不多，很容易被天津史拐带，成为只能呼哧喘气才能跟上节奏的蹩脚长跑选手，所幸，《天子门户》的家族史本身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天子门户》虽然不乏纯文学的“范儿”，注意对人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挖掘，但是始终把“好看”放在第一位。为了增加悬念，小说采取“设置障碍——解决”模式，总是先把“扣子”系结实，然后再细细拆解。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紧扣，紧密相连，随便一翻就能看到某一章这样结尾：“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料理完善后，龙兴塘带上一笔款子去了上海。龙应良看儿子安全离津，总算松了口气。而日本水兵失踪之事，随时日愈久，几成悬案，也就慢慢放凉了。可大家并未就此得以安生，就在龙兴塘离津不久，天津城外又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通俗化的情节使《天子门户》更类似历史传奇（不知有心还是无意，小说第一个重要场景就是茶楼说书）。由于将传奇作为艺术重要追求之一，《天子门户》独立成单元的段子比比皆是，比如梁钟贤与金九赌博，先斗蛐蛐后斗鸡，最终来自民间的“菜霸王”战胜了价格昂贵的“大元帅”。类似情节使小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小说善于利用被捕营救和暗杀情节，多次使用)，家族人物不断陷入危机和解决的循环，因此减少了家族史对天津史的依赖。
郁子和立民为增加天津史与家族史的“粘合度”，可谓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在《天子门户》中，虚构出来的盛家参与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的历史变迁，通过他们的人脉，触角更是伸向五行八作、黑白两道。为了让家族史具有可信度，《天子门户》把小说人物与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起来，并且让二者产生交集。真实历史人物与盛家频频往来，共同参与创造天津历史，使小说在现实和虚构间穿梭自如，游刃有余。如果说盛洪来趁妈祖节在石头门坎向慈禧太后告御状有些过于传奇的话，他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武器装备供应商就写得顺理成章，而且反衬了此前的传奇。整体看来，《天子门户》虚实结合，家族史与天津史并行不悖，相互呼应，妥帖自然。有些剪裁非常巧妙。比如，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直捣北京，这段历史小说肯定绕不过去，那么如何安排这段历史和小说中的人物在这一背景的活动，就是问题。郁子和立民此时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安排主人公盛洪来一家去了上海开拓生意，小说的视角也随同盛洪来转往上海，而战乱结束，盛洪来才重回天津——八国联军的问题从侧面得到解决。我设想了一下其他安排，发现这几乎是最佳选择。因为盛怀来的身份是盐商，此时他如果与八国联军正面交锋，效果可能不好，还会影响到故事的发展，同时，也会与他抗战期间“死磕”日寇“犯冲”，所以小说才宕开一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还是在前述的情境中，常敢子作为小说中“黑道”线索的代表，也被安排离开天津（被设计骗至济南），没有在此大事件中出彩，应该是作者苦苦思索后的权宜之计。
2、文化与家族的关系
家族的繁衍伴随着文化的传承，家族史就是文化理念的形成和传播历史。《百年孤独》把“孤独”作为布恩迪亚家族文化的密码，“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不同，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人们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那种这一家族中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神情”。 由此，“孤独”成为马尔克斯对拉美近代命运和现实的概括。以家族命运反思文化，是家族小说主要“看点”。当代家族小说莫不如此，铁凝《笨花》写的是“女人的世界和道理”、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写的是爱欲与宗教、张炜的古船写的是“老隋家”精神。角度虽然不同，文化理念的渗透却是共同的追求。作家在小说中除了阐述文化理念，还往往运用象征的方法，为理念找一个“实体”。《白鹿原》中，陈忠实设计了“白鹿”；《第二十幕》中，周大新设计了“霸王绸”；《丰乳肥臀》中，莫言设计了“乳房”。复杂抽象的文化理念被象征强调，逐渐成为“图腾”，是家族小说的惯用“伎俩”。
《天子门户》所写的主人公盛洪来最后奋斗为天津第一大盐商，命运所系，自然是盐。郁子与立民设计了一只装盐的玉砂瓶，显然是文化符号。玉砂瓶第一次出现时，爷爷盛元复对他说：“这里面放的就是盐，咱天津长芦的盐。因为它色白光润、品质无双，被誉为‘芦台玉砂’。咱们盛家发家靠的就是这个盐，所以才叫‘津盐盛家’。你太祖公当年选用西洋上等的玻璃瓶装满这长芦盐，密封上口，摆在供桌上，就是让后辈儿孙不忘这发家的根本。”“发家”是家族小说第一代的使命，《天子门户》用“盐”来做象征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小说末尾，特意安排他在天津解放后把玉砂瓶献给国家，可见郁子和立民有意将其作为引领作品的“图腾”。《天子门户》这样的安排中规中矩，滴水不漏。但是也留给我们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在盐上面多做些文章？小说中，玉砂瓶出现的机会不多，一直处于草蛇灰线，不够大张旗鼓，以至最后捐献玉砂瓶，还搭配有盛家盛衰标志春晓园。玉砂瓶中所盛盐粒，除去我们一般能想到的文化含量之外，并没有什么过多铺陈。当然，作者肯定想到，过分夸张玉砂瓶，一是效颦之意太显，二是会破坏以小说以情节起伏为主线的结构。但是，按照通常的理解，《天子门户》深刻与否，玉砂瓶能承载多少分量是关键因素之一，也应该成为全书的“题眼”。偏偏这一重要图腾被作者轻易放过了。既然家族小说必有家族文化，现在弃家族文化的承载不用，那么《天子门户》又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郁子和立民没有在家族小说通常的象征物上拼命用力，是因为找到了另一个方式。他们在小说的封二这样介绍自己：“如此呕心沥血的为着嘛？还不为天津这幅锦绣上，除租借地、杨柳青、三不管、小站稻，尚有不被世人悉知的长芦盐业和有血性有自尊的长芦盐商，更为那个时代津门众生的负载与担当。”小说立足阐释天津文化，这正是作者没有着意突出家族文化的原因。《天子门户》在叙述的间隙，介绍了大量天津文化，历史地理、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应有尽有，几乎是简版的天津百科，也使小说弥漫着“天津味道”。为了增加天津地域色彩，小说还有意识使用了一些天津方言，比如“惹惹”、“拔创”、“崴泥”、“落赔”等。我个人主张宣传普世价值和公民意识，比较警惕在作品中强行植入城市广告，依靠卖弄地域知识赚取眼球，因此，读《天子门户》的时候，起初颇为郁子和立民捏把汗，怕他们迷失在地域的小天地无法自拔，把小说写成城市说明书，但是，读后却佩服作者的剪裁功力。由于体量庞大，作者穿插巧妙，《天子门户》中的天津元素浓郁却并不累赘，反倒起了舒缓节奏的作用。
郁子和立民借《天子门户》，跨入“津味”文化传人行列。“津味”小说在清末民初就很兴盛，但是后来的林希认为他们扭曲断送了“津味”：“人们一提起天津味，立即就联想到打架骂街，要么就是吸鸦片，玩妓女，稍微斯文一点的，写到租界地的遗老遗少，也不外就是讨小老婆，霸占民女罢了。” 清末民初的天津，确实有自身的独特性，当年作家涉及的题材，依然被反复使用——我甚至认为这是“津味”的标志之一。每位后来者，都能在这座富矿内开掘到属于自己的珍宝。新时期以来，林希以《高买》、《蛐蛐四爷》，冯骥才以《神鞭》，名震文坛，丰富和开创了“津味”文学的新空间，使“天津近代盛产传奇”为读者认识和接受。夏康达谈及此点说：“时下‘津味文学’更多反映近现代的历史风貌，而从文学创作的独异性与趣味性出发，这些作品大多具有‘传奇’色彩。此‘传’之‘奇’，在他地或许匪夷所思，但在近代天津，由于前述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可以说必然。它是扭曲的、畸形的、又是历史的、正常的。” 《天子门户》立足“津味”，写的也是传奇，但是气势更宏阔，态度更包容。本来，这部立足天津文化的小说应该高屋建瓴给出“津味”的定义，但是《天子门户》却避开了这一课题，用对天津的介绍，具体阐述了“津味”。小说见缝插针地叙述了有关天津的各种知识，比如劝业场的修建、铃铛阁的变迁、小站米的种植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资料查到。但是还有一些掌故，就非老天津土著说不出来了，比如早上热茶要买水沏的“肆酣”、有钱人在白事一定要“祸祸”才能显示自己有钱等等。天津掌故的介绍与传奇故事相互掩映，使《天子门户》承接了以往“津味”作品的精髓，同时，宏观的历史构架（盐商发展史）和开阔的地域意识（不止局限天津），又使小说避免了题材狭窄，走出“小玩意”、“小摆设”的旧有窠臼。
3、主人公与家族的关系
家族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通常寄予着作家的思考，带有“傀儡”的印记。相比起其他类型小说，家族小说的主人公更为“历史化”和“学术化”一些，他的身上往往带有现代中国投射的影子。得天独厚，较长的历史跨度给了作家设置“障碍”的空间，而20世纪中国的转型也给了主人公先天的接踵而来的“戏剧”化场景。考察一下家族小说主人公的发迹，可以看到当代家族小说在文化理念上的不同追求。《白鹿原》中，白嘉轩通过白鹿精灵发现了风水宝地，率先种植罂粟，攫取了第一桶金，成为白鹿原首富。《欲望家族》中，倪三轱辘子生下来就是没胳膊没腿的“轱辘子”，但是他依靠自己的前瞻性眼光和判断，成为巨富。《家园笔记》中，“我姥爷”是个“无人敢惹”的拿着鞭子看谁不顺眼就抽的恶霸，用暴力抢劫的方式发家致富。《旧址》中，李乃敬接手九思堂后，最大梦想是中兴家业，终于借通海井凿通的机会保住股份，得偿所愿。他们的成功发家背后，都有叙事学的意义。我以为，“虽然发家的过程五花八门，但是在叙事上只承担一个把家族送上繁荣之路的功能。可以说，大部分的发家故事都经不起严格的经济学分析。” 《天子门户》写的是盐商盛洪来的发迹，他的成功，也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而且，我以为，这个内涵沟通和激活了传统文化，是其他作品中较少写到的。
《天子门户》的主人公盛洪来是破落的盐商家的儿子，依靠自己的出众才干白手起家，成为天津巨富，解放后把资产交给了国家。综观盛洪来的一生，鸿运当头，基本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甚至他的两次入狱，都“物超所值”。作者写盛洪来这个人物的时候，偏重渲染他身上的“传奇”色彩，比如他很小的时候就记忆力惊人，临事多谋善断，故而能够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盛洪来的成功，是一种世俗的成功，也是传统文化的成功。盛洪来被誉为“侠商”，充满人格魅力，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候总是照顾、帮助别人，哪怕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而这种让步和牺牲往往可以感化对方，换来更多的利益——最后双方都是赢家。他的眼界很开阔，做生意不是抢蛋糕的思路，而是做大蛋糕，让大家分享。尤其是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当仁不让，出线出力出主意。盛洪来确实达到了一种儒家文化对做人境界的要求。我感觉，作者是把盛洪来当作一个传奇英雄来写的，他一路走来，智勇双全，是天津盐商的代表，也是政治正确的典范，尤其是小说第四卷结尾他的抒情，更是充满了主旋律的意味——这都是小说必须应该写到的。长篇历史小说，总是要倡导一种不灭的精神和博大的情怀。
上述思路也隐含着操作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头痛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在写作的时候，因为要使小说步步惊心，所以作者的精力都用在情节上了，难以兼顾盛洪来的心理。因此，在《天子门户》中，我看到的盛洪来是一位行动家，而不是思想家。《天子门户》中的盛洪来一出场，就不停做事，而且漂亮精彩，他脑海中盘旋的问题多是“怎么办”，而很少考虑“为什么”。在一部鸿篇巨制中，主人公的价值取向、心理冲突和文化选择不够鲜明，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觉得，面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作品中的盛洪来作为近代天津的首富，理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表达。他的声音是我们渴望听到的。当然，《天子门户》中，盛洪来也不是没有发表过见解，如，他认为“盐票是咱盐商的根本，也是大清的根本，岂可轻易典给洋人？”，表明了他的爱国心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除了国家利益至上外，找不到更为“先进”的理论。我们翻看近代史，甲午战争后的几十年，高论迭出，百家争鸣，而盛洪来又游走于商军两界、得西风东渐之先、谙熟黑白两道，肯定会有自家见解，但是《天子门户》却遏制了他的发挥——洋洋百万言的作品中，盛洪来鲜有大段议论。我以为这个付之阙如的背后，必然有作者的通盘安排。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是不是《天子门户》“故意”压抑了盛洪来的思考呢？盛洪来只是对“事”，才能使故事好看，也符合他的身份，而让盐商做哲学家，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小说的设计就很特别了——为家族小说主人公做“减法”，还是比较少的。我们看到的主人公多数以哲学思考见长，而一生不断行动的，却凤毛麟角。就此问题来说，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涉及到的问题太复杂，作者觉得驾驭起来比较困难。我们知道，作为天津工商业巨头，盛洪来面临的思想选择的困难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样的原型很容易找到，而如果涉及到这个问题，就会使小说的重心发生偏差——把民族工商业的事情说清楚需要一篇大论文了。盛洪来一思考，小说的整体风格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小说宁愿让他保持沉默，只留下忙碌的身影供人评说。一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历历在目，但是对这个结局进行表现和分析，显然不是《天子门户》的兴趣所在。
盛洪来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传统文化中常见的“潜规则”，因此，这样的人物不断攀升，也带来我们对文化的深层反思——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与国民性问题。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显然不是《天子门户》的关注的焦点，但是恰是如此，才有了歪打正着的效力。盛洪来得到六叔朝廷大员盛宣怀的帮助，在生意上赚取了第一桶金，此后一发不可收。小说写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盛洪来的盐斤生意已初有斩获，剔除一半给盛宣怀做红利，自己还独得了一万八千多两，这做盐商实在是太美了，几乎不用动太多脑筋，成堆的银子就往里流。盛洪来明白，能干得这样顺风顺水，盛宣怀的支持至关重要。为答谢六叔，他想提早备好拜年的礼物，最好选些有价值的古董送过去。”商人通过贿赂，勾结官方攫取利益，是一条潜规则。深谙此道、在其中游刃有余的盛洪来却并未就此反思——他遭受的牢狱之灾和生意失败其实也是因为这条潜规则作祟。在盛洪来光鲜的发迹史背后，其实隐含着某种文化对他的塑造和纵容，而这种文化本身，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内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羞辱，固然有其他因素，但是传统文化本身的痼疾显然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天子门户》作为描述近代天津历史的巨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由于作者的重点是追求盛洪来经历的传奇性，他身上承载的文化含量就不够沉重。家族小说中通常会设计一个“智者”形象，代表某种高蹈和指引，往往会对主人公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他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陈忠实塑造的人格神。在《天子门户》中，盛洪来的精神资源来自他对中兴家族的渴望和炽烈持久爱国情怀，显出天津盐商的拳拳之心，这跟作者对作品的接受定位有一定关系。
家族小说作为最适合反思现代中国的小说类型，仍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天子门户》也只能作为“中间物”，成为这个小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展品。我在家族小说的范畴内谈论《天子门户》，考察它的意义和价值，可能会忽视到其他层面，比如大历史观、创作环境、地域文化等原因对小说的影响，这当然需要此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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