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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者的角度言之，大凡那些能够使人不忍释卷的作品，往往因其涉及到对奇人奇事的雕琢刻画、或是对历史片段的史料钩沉、抑或是对市井风貌的细腻抒写。总之，这种文本需要具备我们常常言及的所谓“可读性”，也就是有“抓人”的故事和人物形象。郁子、立民合著的四卷本小说《天子门户》（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版）正以其洋洋洒洒的百万之言，通过盐商盛洪来的家族兴衰和命运起伏，将津门百年中的政治、军事、商业、民俗由局部到全景地勾勒出来，使读者从人物命运的发展史中，进一步触摸到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成长史，可谓新世纪以来“津味小说”的一部力作。
提及“津味小说”，既有冯骥才、林希、张仲这些文学史留名的出色作家，也有《神鞭》、《三寸金莲》、《蛐蛐四爷》、《龙嘴大铜壶》等令人过目不忘的优秀作品，而贯穿这些文本的、则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那种“传奇性”。塑造天津地面上的奇人异事，打造家乡地域的文化传奇，构成这类小说的普遍特质。在《天子门户》中，作者着力塑造了“津盐盛家”的掌门人盛洪来这一形象。1871年，天津暴发百年不遇的洪灾，漫天大水给盛家冲来一个半岁大小的男孩，因为与洪水相生，而水又联系着财运，所以爷爷盛元复为之起名“洪来”。这个细节值得认真思量，洪来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但他日后的成功却与这片土地根系紧密，这便足以构成一种文化象征，指涉着天津城市精神所具有的包容观念和其文化构成中的移民特色。
民国时期的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乃是南北交通汇合之地，因此它的人文精神带有浓重的开放性，善于博采众家、为己所鉴。盛洪来从血缘上与这片地域精神似无关联，又有被盛家驱逐而自我创业的实践，这种血缘和生存上的无所依靠，使他可以最大程度地脱离家族文化积淀形成的束缚与牵绊，成为一个彻底的创业者。同时，主人公被洪水冲来，本身便具有奇异的故事性，而他日后种种的行为事迹，更印证了这一人物所具备的传奇精神。比如他尚未开蒙便已熟稔《三字经》；经过赌场、斗蛐蛐和斗虫的巧妙较量，能够打败黑帮老大金九；而在本家六叔盛宣怀的暗示下，敢于向慈禧告御状；他还能够在列强之间与国内豪强之间游刃有余地巧妙周旋，最终成为天津盐业的领军人物。他的步步成长，既与自身禀赋超然有关，但他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应该归结于他的“侠义”精神。盛洪来能够进入盐业，乃与梁老板的馈赠相助密不可分，因此他时时不忘“报恩”；当芦纲公所的纲总谭启受难时，他主动带领同仁与八国联军抗衡；而“抵洋”运动颇见成效之际，他又号召商界建立规范、正式的组织“天津商务总会”，高瞻远瞩与慷慨济世，构成了他的处世哲学。
可以说，盛洪来的精神属性与天津的城市性格是一致的。他擅于创新、坚忍不拔，正契合了天津文化“华洋杂处、南北交融”的八字特质。中华对西洋文明这种艰难的吸收和复杂的本土转化，在盛洪来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随着小说的推进，盐业内部的勾心斗角被爱国商人与侵略势力的矛盾所取代，在大是大非面前，盛洪来所做出的有骨气有胆识的选择，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同时也是天津人之“正气”与“侠气”的有力展现。
在叙写人物的过程中，作者还游刃有余地触及到天津自清末到民国的百年历史。通过对历史人物和细节的整理爬梳，作家尽其所能力求全面还原“老”天津的人文风貌。如果我们把这部小说中涉及城市人文民俗的内容作一汇集，那么或可出版一本“天津民俗志”也说不定。比如写到风物，有铃铛阁与鼓楼、炮台这天津卫“三宗宝”的传说，也有“土城”地名的由来，还包括像在“旺道庄建火车站”这种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再现。触及人文，有袁世凯小站练兵、严范孙创办天津私学的史实，也有慈禧太后品尝包子、华世奎提写劝业场匾额的轶闻……真可谓一部文史并重的小说典型。
为了追求表现人与事的“文本真实”，尽可能接近天津的历史人文风貌，作品中充满了活泼、风趣、幽默的天津方言，并将大量土语、歇后语纳入人物对话。如“落赔、腻歪、走畸、挲摸、惹惹、扒呲、念山音……”这些词汇入文之后，文本的地域色彩跃然纸上，读来令本地读者感到亲切。作家还颇为用心地为文本中出现的每一条方言俗语加上详尽的注解，方便受众更确切地理解天津方言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实际上，天津方言的举重若轻和幽默诙谐，正与天津人乐观、坚忍的集体性格一脉相承。
本土方言和歇后语的大量运用，使作品独具“天津”味的语感特征。为了讲解天津的人文地貌，作者随时引入“说书人”的角色，于是便有了相应的风格化叙事。如“都说天津卫是块风水宝地，为嘛？顺着一条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天下四方的锦绣繁华可不都流了过来。就说这南运河，乃华北境内最主要的河段……”这段文字是在向读者介绍“杨柳青”的由来。如果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之口大段道出，便恐有过于斧凿之嫌，失去文本真实。而借助说书人的口吻，正可用一种民俗的语体形式承载文本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实现叙述者铺陈故事的目的。这种源自天津民间艺术形式的语言风格，使得小说韵味十足，也凝聚了本土作家对本地域人民性格的正向价值认知。在某些时候，语言也可以成为一种文学的意象、甚至成为文化符号，天津话便是其城市文化的具象表现。
总的来说，写天津人，书天津事，说天津话，使人物精神与城市性格结合一体，构成这部小说之“津味”所在。这是新世纪以来书写天津城市风貌、表现天津人精神气质的一部分量颇重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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