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感言（中篇小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来源：中国作家网  2026年8月28日

   我出生在黑龙江小兴安岭脚下一座叫伊春的城市，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第一眼看到的世界就是寒冬、白雪和呼啸的北风。这种刻骨铭心的凛冽深入骨髓。我不喜欢造作、虚假、刻意和雕琢，我喜欢粗粝、天然、朴素和浑然天成的力量感。

   童年、少年、青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年轻的时候，人受各种欲望和纷杂混乱的情绪的影响，内心是粗糙和盲目的。人活到了一定岁数，慢慢安静下来，才会看到很多年轻时候看不到的东西。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渐渐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越来越有兴趣。查阅历史，看黑白纪录片，搜集各种地方志，一度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开始对着一块马蹄铁，或是一个烧炭的熨斗、一个残破的日记本产生兴趣。我在想：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他们是那么地相似，又是那么地不同。

   我真正想写《秘密》这篇小说，缘于一个失败的电影故事。我在文史资料里看到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关于“赵一曼事件”的回忆录，那是一个来自敌人的叙述。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一个腿骨碎裂成24块的年轻女人，如何在重重看押之下，同一位看押她的警察和另一位甚至不满16岁的小护士，共同策划了一起史无前例的越狱事件。她是怎么做到的？一个身陷囹圄、身负重伤的女人与素未谋面的警察和护士，他们如何签下这份生死协定？他们共同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我花5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和剧本不一样，我不用面对那么多的人，不用考虑得那么多，我能从容而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就够了。安静、克制，从容不迫也是一种力量。在小说里，我试图挣脱那些平日束缚我的东西。我要做的是把我当初面对这个故事时的震撼、悲伤、叹息、遗憾和困惑，一样不差地展示出来。而答案永远在读者那里。

   首先我要感谢我这部中篇小说里的“父亲”以及那座“雕像”。他们使我能够来到上海，向大家说出我的内心感受。

   我写作40多年了，有着曲折的文学创作历程，然而我没有忘记出发的起点，就是我16岁时走进的那座“大工厂”。我在那里当了6年工人，从事艰苦的铸造作业，整天跟飞扬的粉尘和奔流的铁水打交道。我用“大”来形容“工厂”，不是修辞，而是敬语。

那座“大工厂”里有我的青春成长期，也有我的文学启蒙时光。我的生命气质就是被那里赋予和塑造的，我的文学写作也是从那里开始的。那里有许多令我难忘的人，也让我懂得了文学即人学。

如今，当年的工人群体渐行渐远，然而那些老工人葆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还有坚守道义的情怀，再度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我也重新发现了自己，连续写出《洁本工厂情史》《工厂文学简报》《窗外的钥匙》等中短篇小说，当然还有这次获奖的《父亲和雕像》。

   每当回望青春时光，我思考写什么，也思考怎样写。我创作《父亲和雕像》这部中篇小说，既是对工业题材写作的回归，也出于那座“大工厂”对我的召唤，我的写作被重新赐予。如今我已退休居家，不再以“专业作家”自况，我重新成为写小说的“业余作者”，而且依然是那个工业题材写作的“业余作者”，然后以业余作者的沉稳心态，保持文学的初心。

   多少年来，我的文学写作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民间，二是工厂。我甚至认为它们是我的精神故乡。既然拥有这两个关键词，我就会继续写作。

   感谢中国作协，感谢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感谢读者，感谢《当代》杂志社，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感谢我的家人。再次感谢我的文学“父亲”和那座已然竣工的雕像。

   很荣幸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感谢各位评委，感谢中国作协，感谢鲁迅先生。

   我的文学梦想始于少年时。世界在那时的我眼里还是苍茫、混沌、模糊不清的，是阅读为困顿局促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通往远方的大门。15岁那年，我写的小话剧第一次被搬上中学舞台，命运就霎时把我钉住了。几十年里，我从事过教师、编辑、记者等诸多职业，辗转于学校、机关、国企，有很多机会开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但在每一个岔路口都被文学挽留，不弃不离。活着不外乎一次次做出选择。很幸运，兜兜转转，我始终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文学这条路上，执拗坚守、竭力前行，也经常有无力无望的时刻，自我怀疑或被周遭怀疑，但更多的是被文字夺目的光芒吸引和笼罩，拔地而起，艰难重生。因为写作，我在意山川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也因为写作，我留心生活的温度、时代的变迁。天下如此多姿，穿行其间，唯有虔诚热爱与倾力跋涉，才能真实触摸到它的些许温度与质感。福建人相信“爱拼才会赢”，也信奉“吃苦就是吃补”——如此简单直白的民间语言里，蕴含着多么山重水复的人生哲理。

   年轻时我编过地方志，13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做过大量与地方历史文化有关的采访，这无疑开阔了我的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此博大精深。它是我们民族肌体里最蓬勃和富有诗意的一部分。这些年我有意把它们渗入小说里，让古意与当下相融相通，遥相呼应。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一种致敬。

   一生太短暂了，眨眼时光流逝，岁月成泥。回头望去，不后悔，很庆幸。这次中篇小说《阳关三叠》能够获奖，对我是极大的温暖与鼓舞。往后余生，唯愿能继续保持创造力，不自满，不停歇，不懈怠。再次深深感谢。

   我先把感谢的话说了，因为这是我最先想到的。我好几次提到，如果不是《芙蓉》编辑杨晓澜，我就不会写这篇小说。是他真诚而执着的催稿，促使我暂时放下手头的事，写了这个将近4万字的中篇。感谢《芙蓉》，感谢晓澜。同时感谢肯定过这篇小说的选刊、评论家和读者们。当然还要感谢本届鲁奖评委会，四年一届，好小说甚多，没有谁会把获奖视为理所当然。你们的认可是对我的鼓励，也是我的幸运。

   小说名叫《屋檐》，正如读者和批评家们阐释的那样，题目自带象征，既是物理空间，也是心灵边界，可提供归宿，也彰显局限。如何处理其中的关系，如何拥有定心的力量又不自设牢笼，是一个课题；另一方面，我们讲述着别人，也被别人和自己讲述，如何通过语言或者穿越语言确证自身，是更大的课题。不过，我对小说的象征性向来警惕，那很可能造成现实感的过分稀释，使作品丧失温度。“屋檐”这个词，象征意义之外，更倾向于朴素的指向，寓示着琐碎日常的烟火人生，这正是“日子”的含义。日子一天天过，喜怒哀乐，都在“过”中呈现。有时候，我们对明天缺乏敏感，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模糊、轻视甚至放弃了今天；再者，无论是同辈间的心灵隔膜，还是代际的精神失语，都依赖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去浸润和唤醒，去达成共情和理解。对共情和整体性的渴望，过去如此，目前如此，将来——我觉得——更是如此。这成为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底气。

   我也说过，获奖是当下尺度，也是未来尺度，意思是，获奖者应该有更高的自我要求。在以往的写作中，我不曾轻薄过、油滑过，今后，我会更加自觉地扎根大地，用心用情体察时代变迁和百姓心事，同时在审美表达上不断追求，努力精进。

   此时，站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现场，我百感交集。37年前，我作为乌蒙山区一所专科学校的年轻助教，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就住在离虹口不远的复旦硕园，并在那儿写下我的首部短篇小说。37年后的今天站在这里，我要感谢评委会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授予《猛犸象》。这让我意外，更让我惊喜。它给我带来了绵延的喜悦，也让我对文学充满感激。我很庆幸自己的人生能够与文学结缘。它让我不仅有一个具体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用文字搭建的世界供精神驰骋。

   我是个资质平平的写作者。大学读的虽然是中文系，可我高考的语文成绩不及格。坦诚地说，我是靠数学的较高分数才考进大学的。我没有想到像我这种资质平平的写作者，也会因为热爱获得命运额外的恩赐与嘉奖。我钟爱小说这种文体，并将它视作精神自由的象征。这些年来，每一部小说作品顺利完成或者获奖，我都将其看成命运对热爱的鼓励。此刻，我想表达我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唯有热爱，是写作者持久的才华。

   《猛犸象》的写作始于2025年夏天，确切地说，是在我60岁生日过去不久。60岁被称为花甲之年，意味着人生由此进入余音寥落的晚年。年纪渐长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从容地回眺过去，有了可以阶段性总结人生的资本。《猛犸象》是我向理想主义者致敬的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的主人公许东生，在时光的冲刷下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理想，虽历经磨难却仍然保持着令人动容的精神品质，像一头猛犸象，高大、笨重、不合时宜，哪怕肉身死亡，也要像化石那样留下坚硬的骨骸。

   感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感谢每一位《猛犸象》的读者。是你们，让我内心丰盈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