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子、立民的“民国天津”叙事——评长篇小说《我的江湖我的爱》
郁子、立民的“民国天津”叙事 刘卫东 |
“近代中国看天津”的说法通过学术界的放大传播,已被逐渐接受,其中,“民国天津”由于蕴藏着王纲解纽阶段特有的纷纭复杂,而成为倍受作家青睐的题材。当代文化史上,相对于《夜上海》、《上海滩》等港台文化情有独钟的“民国上海”,“民国天津”叙事不走十里洋场路线,却保留了一条以武侠传奇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关于“民国天津”的武侠传奇叙事,可以追溯到北派武侠小说繁盛时期,董濯缨、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等一干作家书写了各自的武林,成为近代天津耀眼的文化星座,为天津通俗文学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在天津当代文坛中,冯骥才的《神鞭》、林希的《相士无非子》、《高买》等作品描写了民国天津卫带有很强传奇色彩的各路“高人”,从不同角度接受和发扬了“民国天津”的叙事传统,也使这条文脉得以衔接。 郁子和立民是浸染了“天津味道”的作家,对天津文化熟稔,更有发扬和光大的愿望;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天子门户》取得重要成绩后的何去何从,更令人关注,而这次转战通俗文学领域,既是他们对自身写作界限的突破,也延续了上文述及的“民国天津”叙事,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从题材的角度看,将盐枭的故事写进“民国天津”,是郁子、立民选择的一个突破口,因为他们在《天子门户》中就涉及到了盐业这一“民国天津”具有辨识度的商标,讲述了天津卫盐业大亨盛洪来的传奇人生,而此次依然聚焦盐业,看来他们意犹未尽。在晚清民国,盐枭的称谓意味着巨额黑金财富,同时也勾连着官府和江湖,黑白两道齐聚期间,恩怨情仇在所难免,因此,对于作家来说,这是能够产生“中国好故事”的绝佳题材。《我的江湖我的爱》(下文简称《江湖》)延续了通俗传奇的写作手法,用单线结构讲了女盐枭燕方的身世浮沉和情感历程,起伏跌宕,刚柔相济,让读者在陡转的情节、激烈的枪战和柔美的爱情中获得阅读快感,煞是好看。由于作者将“天津”的元素植入作品,不仅呼应了此前的武侠叙事传统,更昭彰了自己作品的“天津传奇”追求,体现了当前语境下对“民国天津”叙述的尝试和创新。 《江湖》走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因此追求叙事速度和可读性,但作者的想法并不仅仅是讲“故事”,而力图让“故事”带有更多可回味之处,从而模糊雅俗文学之间的界限。郁子和立民是有纯文学写作经验的作家,同时又有通俗的倾向,他们在《江湖》中并非特别刻意在存在、人性和死亡这些问题上探索,而是以人物燕方为中心,串联起近代天津的轶闻掌故,因此,《江湖》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地方志味道,是其他通俗作品所不具备的,不过,从郁子、立民的写作轨迹来考察,这种路数却有“正中下怀”的意思。《江湖》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中评论这一题材“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不悖于忠义”。鲁迅的看法显然是就《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作品而言,而“忠义”主题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现代中国,更夹杂了民族革命与个性启蒙话语,复杂程度远超当年。在《江湖》中,郁子和立民专注故事,并未刻意在小说中流露自己的主旨,几乎没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是从字里行间,仍能够看出他们的创作取向。盐枭本来是黑道人物,为国法所不容,但是在作品中,却被“忠义”掩盖,这不是传统小说中的“官”与“寇”的冲突,而是处于“军阀混战”语境下“正当”丧失的后果,因此,燕方可以凭借“忠义”不带任何心理障碍地晋升为“燕老大”。“燕老大”尽情享受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不仅没有为自己的盐枭、土匪身份焦虑,反而更进一步,变成体制外的正义力量。燕方具有旧式英雄身上的宅心仁厚和多谋善断,同时又被作者增添了民族国家情怀,因此,燕方不但有支持冯玉祥的义举,还跟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进行了贴身肉搏,英勇胜出,而这样的家国之爱,是革命文学的专利,在以往的通俗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江湖》依然以“忠义”为哲学根基,但是羼杂了更多现代内容,使小说不仅为武侠故事,还带有更多的“启蒙”与“革命”色彩。 女侠为中心的武侠传奇并不是很多,毕竟江湖凶险,出生入死,让女性具有豪情,难度巨大,因此,除了《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何玉凤比较有名,鲜有后继者。《江湖》不仅改变了这一状况,塑造了侠女燕方的形象,还颇具女性意识,反映了“民国天津”女性的独立与觉醒。与绍兴女侠秋瑾和五四时期的庐隐、丁玲等不同,燕方的革命与启蒙背景只是她成长道路上的助推力量,更为广阔诡谲的“江湖”才是她真正的舞台。燕方是天津督军尚鼎鸣的养女,却并不被娇生惯养,而是上了男一中,成为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女性,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燕方后来在天津交际圈的翻云覆雨就缺乏可信度,同时,敢作敢为的燕方与以前个性懦弱的叶梅影对比,直到叶梅影像娜拉一样勇敢出走,都反映了“民国天津”女性地位的变化。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题材作品一直是文学史中不容忽视的分支,也一直在变创中寻找其“当代性”。有文人,梦就会继续。李安《卧虎藏龙》对王度庐“重新发现”,武戏文唱,固然是当代文化史上武侠叙事的经典,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文化传统中这一脉讲故事的方法,并在今天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因此,《江湖》就是郁子、立民在自己“民国天津”框架内对这个故事的“再叙事”。 |
2013年7月31日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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